第40章 寒墨

1977年的寒冬来得比往年更凶，刚进腊月，迎新街道就被北风卷着的雪片子糊了层白。

这条夹在解放路与防修路之间的巷子，两侧砖墙早被岁月啃得坑洼，墙根堆着半融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倒像是谁在暗处咬着牙。

我接到马文书通知时，正对着窗台上冻裂的墨锭发呆——那是去年冬天用省下来的粮票换的，此刻裂成了三瓣，像极了我这条不听使唤的右腿。

“小张，街道有活儿找你。”

马文书托人传话过来。

我听后兴奋之余，心里有些坦突不安。

自从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之后，没能跟上上山下乡的队伍，我就成了巷子里的“闲人”

。

母亲下班后经常往街道跑，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回来总说“王大庆书记爱人今天看我眼神和善了些”

，可我知道，作为一名残疾人，连走路都费劲，哪配占个工作名额。

裹紧棉袄出门时，风像刀子似的往领子里钻。

路过潘教授家旧址，那扇被抄家时砸烂的木门换了新的，却总觉得门缝里还飘着当年的墨香。

潘教授被带走那天，我躲在树后，看见孙卫东举着红缨枪，把块银灰色的上海牌手表塞进裤兜——那表我见过，潘教授总用红绸子裹着，说表盖里嵌着他亡妻的照片。

街道革委会的小二楼在巷子深处冒着烟。

推开铁皮门，门轴“吱呀”

一声惨叫，惊得墙根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左右两间办公室里，算盘珠子噼啪响成一片，有人正用红蓝铅笔在报表上打勾，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竟比窗外的风声还急。

那是劳动服务队队长在给街道劳动服务队员们准备结算劳务费发工资。

楼梯平台上，王大庆书记的军大衣搭在椅背上，铜纽扣在日光灯管下亮得刺眼，我刚要抬脚，就听见女徐副主任在走廊里喊：“小张，过来。”

她的蓝布棉袄第二颗纽扣松了线，用别针别着，手里捏着张油印材料，油墨味混着她身上的蛤蜊油香飘过来：“出期揭批专刊，马文书给你找资料。”

说话间，她的目光在我腿上顿了顿，像扫过件碍眼的旧家具，“会议室暖和，你去那儿弄。”

会议室果然比外头强些，墙角的煤炉烧得正旺，烟囱上搭着的湿毛巾冒着白汽，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标语熏得更黄了。

我铺开大白纸时，看见墙面上留着上个月居民大会的粉笔印，“抓革命促生产”

几个字被人用指甲抠得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石灰。

马文书抱来一摞文件，最上面那张印着“xx罪行录”

，油墨重得能沾住指纹，他搓着手说：“多用红广告色，醒目。

对了，王书记说要见血的劲儿。”

毛笔刚蘸满墨，后颈突然掠过一阵风。

王大庆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军大衣上的雪化了，在地面洇出个深色的印子。

“字要硬！”

他的拇指戳着纸面，力道大得让纸颤了颤，“得像刺刀扎进敌人心窝子！”

我点头的工夫，看见他领口别着枚褪色的毛主席像章，边角磨得发亮，背面的别针都锈成了红褐色，倒像是块贴身戴了多年的老玉。

写“抓纲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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